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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技术主义的风险:质疑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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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技术主义的风险:质疑转基因食品

2018-03-02 董恒宇 


原载《群言》2013年12期;群言杂志微信公众号2018-03-01


前不久,“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数百名志愿者一起吃了该大学生命科学院培育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该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张启发告诉媒体,61名中国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将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份建议书写道,“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并指责农业部不作为。据了解,类似试吃活动已在全国很多地方举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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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的争议


转基因技术与作物早已进入我国,尤以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最为广泛,但转基因作物是否适宜人吃,却争议不断,颇为激烈。美国一家科研机构选取湖南衡阳某小学学生,做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其试验结果已形成学术论文。有关人士认为,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成员既是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他们推动试吃活动明显受到利益驱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推广会损害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的整体性,最终损害全球人的利益。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生物及微生物系的颜旸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称:“在美国销售的食品中,直接含转基因有效成分的其实是少而又少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美国转基因品种主要是大豆、棉花和玉米,大豆绝大多数用于出口和榨油、做饲料;棉花主要是出口,玉米主要是出口、做酒精和饲料。而小麦、水稻、甜玉米和蔬菜这些直接做食物的,基本没有种植转基因品种。”欧洲人对转基因尤为谨慎,转基因作物受到强烈抵制。


张启发先生说中国人非常理性,有科学精神,但在2000年前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冒出来反对转基因。他在一篇《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文章中也承认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的风险,但他认为“尽管存在潜在的风险,但转基因技术本身能够进行精确的分析和评估,因此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我认为,张启发先生所述的“理性、科学精神和技术分析”是有缺陷和不完备的,按此理论进行转基因食品的决策风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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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的思想根源是唯技术主义


笛卡尔—牛顿理论的伟大成就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破坏了自然生态,严重污染了环境,造成了包括全球气候异常在内的一系列灾难。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源于笛卡尔—牛顿的经典科学的机械论、二元论自然观,过分强调分析方法,其结果是主观和客观分离,即人与自然、思维与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这种自然观认为,只有人是主体,人以外是客体,“自然界只有受人改造的份儿”。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唯技术主义”的思想根源。人类把原本整体和复杂的事物划归为简单的秩序和基本单元并形成了分科极细的教育体系。当今,这一线性的、机械的思维模式依然在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并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帜指导着人类的行为。


转基因技术就是在这种狭隘的机械论思维方式指导下出现的。它的设计以解决单一的、分离的问题为任务;它用于农作物,只顾及在单一的生产过程寻求最大利益,而不顾及其他。


西方哲人伽达默尔在他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


他的这一预言不幸言中了。现在我们身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雾霾频发的阴影之中,这说明我们尚未走出以“技术主义”为标志的时代。人变成了单纯的物,成为技术的一个环节——而现代生物科学早已告诉我们:人类本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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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认识转基因食品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总布局,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我觉得,之所以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因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自然整体,需要同时注意到事物的系统性、复杂性、非线性、相对性、全息性、多元性、动态性、不确定性,整体的动力学决定部分等性质。


所谓“尊重自然”就是承认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是平等的。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在人类还没有诞生之前,一些绿色植物和动物就在地球上生长繁衍了,大自然的价值不以人为尺度。“自然”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始意义有“生长”之意,“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生长”,自然的这一本性是万物进化的动力源泉。所谓“顺应自然”,就是人类活动不能损害干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维持的底线,人为打乱自然秩序。中国道家哲学所谓“互为其根”即是说以对方的存在为我存在的依据,生物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紧密关联,相互依从,相依为命。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损害,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我们在转基因技术问题上也应遵循生态文明理念,不要突破“生态的红线”和“生命的底线”。


如果人工选择大范围地代替天然选择,诚然是科学技术的成功,但却是自然生态的失败。换言之,转基因技术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人类食用的生物新品种,直接对自然和生命本身进行人为的干预,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一行为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加速物种灭绝过程,可能给地球生态以及人种传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构成“人类理性”的不只是观察、计算和度量等技术性因素,还应包括心理信念、价值评估等人文因素。如果丢失了人文精神,人类恐怕会自动走进技术主义的绞肉机里。转基因稻米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多普通消费者知情权被侵犯,疑虑之声得不到充分表达。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喂养试验,从营养学和毒理方面研究是有必要的,猪与人在生理和技术层面确有共性,但在遗传、心理、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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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应向“开放理性”跃迁


人类的智慧与蕴藏着无穷奥秘的大自然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永无止境,我们的理性永远是开放的。我们无法改变大自然的“外在限度”,因为那是一些自然常数;惟一可以避免人种灾难和我们这颗星球毁灭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内在限度”。追根溯源,人类“内在限度”就是所谓“新石器文明时代开始产生的人类幻觉”,即先验地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人的观念。


而今,人类对复杂性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很多新的结论都奇妙地回归东方思想和中国哲学的一些古老命题。例如,复杂性研究认为:“世界处于我们精神的内部,而我们的精神又处于世界的内部。主体和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是建构者。”这在中国哲学中即称为“天人合一”或“性天相通”。以敬畏、感恩的心包容自然、理解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征服与战胜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工具理性”特征。只要人类还没有走出主客二分观点的认识误区,还没有对事物整体性、复杂性、系统性等“本性”有深刻的认知,还没有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各方面和全过程”,那么,发生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危险就一直高悬在我们头顶——转基因食品事件又一次告诫了我们。


“我们所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现代科学哲学研究证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任何“真理”都是观察者或认识者提出的,不可能穷尽纯粹的客观真理,因而包含着局限性和相对性;任何解释系统都不能完满地解释它自身(塔尔斯基逻辑);任何复杂的公理化系统都不可能在本身中找到它自己的证明(哥德尔定理)。为此,转基因技术自我分析和评估的“工具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存在终极性评判,不可能规避全部风险。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科学技术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得必有失。我们应该确立自然—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和谐协调的价值观。转基因食品猪吃了没事,不等于人吃了也没事,现在吃了没事,不等于将来也没事,这一代人吃了没事,不等于下一代人也没事。食用转基因食品是人类一场输不起的赌博。


前不久,《环球时报》发表了《全中国不能为转基因主粮集体试吃》的社评,认为“中国的13亿人口贸然走上‘试吃’转基因主粮的第一线,全国为人类的这一技术做‘超级实验’,这决非明智的国策”。这则评论代表了一批人文社会学者及许多普通大众的意见。


著名的流体力学科学家赖特希尔,代表三个世纪以来众多梦想实现“决定论”的科学家作了一个感人的“公开忏悔”:“今天我们都深刻地感到,我们的前辈对牛顿力学惊人成就的崇拜,使他们在可预言性这一领域做了一些推广,这些推广我们在1960年以前都倾向于认可,但现在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我们以前曾向知识界宣传过,满足牛顿运动方程的系统是决定性的,这在1960年后的今天,已被证明为不正确。我们在此集体向知识界道歉。”在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有必要回顾这一“公开忏悔”。当代科学和哲学最新的研究探索表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把握依赖于我们对复杂性的认知程度;人类的认识应当向着复杂性思维方式跃迁,以“开放的理性”、全新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为国家安全和人类未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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