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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现代文学的开创性

2016-10-19 浏览次数:1050 关闭

李蕙芳  任贵


20世纪初年,正当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际,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新潮》等报刊为阵地,倡导科学与民主,大力介绍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同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展开激战,催生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从而在中国大地响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鸣曲;中国文学也开始了思想解放、语言解放、文体解放的现代化进程。本土文学在京沪等大城市新文化运动余波的滋润下,在贫瘠的土壤上破土而出,至新中国成立初年30年间,开拓出可载入史册的具有新文学性质的现代文学。

本土现代文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年代文学在新文化传播的孕育中诞生。最早在本土传播新文化的是北京高等学校归来的知识分子李广和、白映星、陈志仁等。他们先后在归绥中学、绥远师范、中山学院的课堂上讲授并指导学生写作白话文,课外组织新文化书刊、新文学、外国文学的读书活动,排演新剧(文明戏),宣传“德先生、赛先生” 。他们在本土新文化贫瘠的土壤耕耘,培养了本土新文学的骨干。

社团、刊物在新文化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北京蒙藏学校学生多松年、云泽(乌兰夫)、奎璧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创办党团刊物《蒙古农民》,用民谣、诗歌等文艺形式向农牧民宣传中共民主革命纲领,号召蒙汉人民团结一致,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与此同时,记者、编辑杨令德和几位文学青年成立火坑社,创办《西北民报》副刊 “火坑”和文学周刊《塞风》;稍晚又有绥远旅平同学会创办半月刊《绥远旅平同学会学刊》。上述刊物为文学青年开辟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传播新文化。在这两个纯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剧本、通讯、特写、译文和文学评论。主要作者有杨令德、马映光、刘洪河、霍世昌、霍世休、宋之的、苏谦益、章叶频、刘寺钟、石吉圃、李荣荫等二十余人。本土现代文学由是发韧,为30年代现代文学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本土现代文学繁盛期。这一时期和塞北文学运动相始终(1932—1937年),文学社团活跃,文学刊物增多,文学创作取得实绩。

在时代的激荡,现实的刺激,“新诗歌”的理论倡导下,产生了不少关注国家命运、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情志的诗篇,杨令德的《地狱行》《新生之歌》、章叶频的《小玉子》、刘映元《驼铃的悲声》是思想和艺术俱佳的作品。政治抒情诗是塞北文学运动的一抹亮色:苏谦益的《血的激情》、杨植霖的《吼声》、刘洪河的《怒吼吧,狂风!》等等,是大量抗曰救亡诗歌的代表作。在歌唱和呐喊的同时,诗人们也在不倦地探索诗艺。自由体、半自由体是主要诗体,还出现了新格律体:杨令德的《新生之歌》、韩燕如的《架起太平洋的肉桥》;长篇叙事诗:霍世昌的《酒杯的故事》;剧诗:刘洪河的《赴敌》。

散文创作结出硕果。杨令德的《伟大的工作》是公开出版的本土作者的第一部作品集,内收随笔、杂文、通讯、书评、时论30余篇,诗3首。有的再现绥远兵连匪结、民不聊生的现实,有的评论时事,有的记录和文化名流的交往,有的抒写读书的心得感受;首篇《伟大的工作》抒发母爱和生命的伟大。见地不俗、文笔通脱是杨令德散文的基本特征。袁尘影的长篇游记《百灵庙行》再现30代塞外大地凄凉、破败的社会面貌和蒙古族的独特风习,其抒情散文《病中杂记》抒发对旧生活的厌恶,对新生活的渴望;李穆女的《雁南飞》劝戒青年在挫折面前不要灰心,把时间和力量“交给斗争的呼喊”。

杂文在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担当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职能。激励抗战、鼓舞斗志的有雨三的《认清敌人的诡计》、章叶频的《冲上前去》、武达平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揭露伪善、挞伐专制的有马映光的《欺诈的牢笼》、樱子的《一个新闻记者的悲哀》,批评旧文人习气、“文言救国”谬论的有杨植霖《闲话“幽默”》、袁尘影的《胡适与江亢虎》,章叶频有不少杂文议论青年和妇女问题。这些杂文在国难当头之际激清抑浊,警示国人,和战斗的诗歌异曲同工。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刻画阎锡山治下的社会百态,是现代文学史报告文学名篇。如心的《大召》描述归绥大召周边集市贸易热闹情景,同时对日冦入侵、大敌当前人们的麻木发出警示。

小说创作趋于成熟。反映令人窒息的绥远现实,揭示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境遇是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代表作有何润淸的《破棉袄》《命运》《大喜的日子》、徐盈的《铺保》、持之的《冤狱》、宜森的《转变》等。此外还出现了反映人民群众觉醒与抗争的小说,代表作有宋之的的《充实之后》、章叶频的《小和尚的冤屈》、何润清的《董家沟》、蒲特的《三个女游击队员》。CC女士的妇女题材小说《出走》《孤雁的悲哀》在当时颇有影响。

戏剧创作和演出活跃。主题多为抗日救亡,代表作有宋之的的《保卫芦沟桥》(多人)、《雾重庆》《街头》、漪泽的《出征的前一日》、葛儡的《蒲撒尔》等,使话剧这一现代戏剧走向本土舞台,鼓舞民众投身全民抗战。

文学评论生气勃勃。“革命文学” “国防文学” “新诗歌”等左翼文学主张通过本土评论家的介绍和阐释成为文学创作的先导。有影响的评论如:杨令德的《革命文学》、马映光的《国防文学的中心思想》、苏谦益《今日文学的任务》、章叶频的《现代诗歌两种流派的斗争》《戏剧的意识问题》等。此外,霍世休的《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变》、李穆女的《英美现代诗的特性》,前者是本土较早研究王昭君及其文学题材的长篇论文,后者是本土较早的比较文学论文。

30年代初中期,本土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既同内地汇流,又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作家频现,创作丰收,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突出。

第三阶段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1937年10月,归绥沦陷,作家云散。有的流寓大后方国统区,如冯曦;有的随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部退守绥西,如荣祥、杨令德;有的参加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或奔赴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杨植霖、武达平、章叶频等。不论他们身居何处,采用何种文学形式,他们的作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老诗人冯曦的旧体诗《离绥志感》,志“平绥沿途倒狂澜”,感“同仇还欲施兼并”。“塞北文豪”荣祥的旧体诗《绥远既陷偕内犯难出走长句》叙写与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抒发“吾自有术光青史”的情志。杨令德以《大公报》记者和特派员身份撰写了大量特写、报告文学,向国人展现绥远抗战形势,蒙汉人民抗击日冦的英雄业绩,爱国将领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等人的功勋,堪称绥西地区抗战史。杨植霖的旧体诗《向贺龙请命》《率抗日团上大青山游击战》记录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抒发烽火岁月战士情怀。章叶频的新诗表达《坚持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念。

解放战争时期,群众文艺活跃。归绥城乡流传一些渴望摆脱专制统治,实现翻身解放的爬山歌,如《难活不过受苦人》《早就盼望共产党》《迎来全国解放》,都是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绥远解放区党政领导杨植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间隙写有不少旧体诗《解放卓资山》《集宁战役》《夜围青城似铁箍》《进城》等纪实性作品,是绥远历次战役至和平解放的诗史。青年布赫任内蒙古文工团团长期间写有话剧剧本《额尔登格》、秧歌剧《送公粮》,参与创作电影剧本《内蒙春光》(影片公映时更名《内蒙人民的胜利》)。上述作品发挥了革命文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作用。

自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初年30年间的文学成就可观,富有开创性。以解放文学语言为突破口,对文学形式和内容作了深刻的变革,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现代意义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和人的命运的关注,而贯穿其中的是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诸多作品再现城市平民、农牧民的痛苦、觉醒、反抗的生存状态,张扬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作为地域文学,其思想艺术水准达到较高水平,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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