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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从认识父亲开始

2015-12-23 浏览次数:2392 关闭

李树榕

 

1963年李玉泽饰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好八连连长剧照.jpg

1963年李玉泽饰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好八连连长剧照

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路的内蒙古文化大厦五楼,从2005年以来,一直展示着内蒙古自治区几十位著名艺术家的照片和艺术简历,有马头琴大师色拉西、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舞蹈家斯琴塔日哈、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小春等等,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话剧表演艺术家李玉泽。

今年,是父亲去世6周年,我回包头扫墓期间,听母亲说起了许多关于父亲的往事。

父亲艺名叫“清涛”,是包头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包头市昆都仑区第四届人大代表,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康洪雷、纳森、李京、丁勇岱、郑晓宁等目前活跃在影视第一线的知名人士,都曾于1979年到1982年师从我的父亲。

据父亲讲,我们祖上曾“世居陇南”,明朝迁徙到胶东半岛的宁津县和河北省东光县的交界处“龙王李庄”。我的曾祖父名塘,字镜泉,是清朝最后一批留日学生。小时候,给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庭院大门两侧每年内容都不变的那幅春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致到了晚年,每到过春节,父亲都会带着思索的神情和我叨叨:“你说,这春联怎么也不换一换呢?”在曾祖父严格要求下,父亲多年坚持书习柳公权,终得练出一手好字,70多岁时,内蒙古话剧团的春联还是由他来写。因而,我小时候也就很少买字帖,父亲用毛笔专门为我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就是我临摹的范本。

父亲的艺术生涯,始于1949年4月。当时,为了让旧中国失业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份适合于新中国的工作,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就成了培养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我的父母就是华北大学三部艺术专业的学生(一部是政治专业,二部是教育专业),部主任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即张光年先生,科主任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词作者牧虹先生。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听过艾思奇的哲学课,听过郭沫若和丁玲的文学课,也听过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讲话。开国大典那天,他们作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还一同在金水桥上见到过毛主席……这样的革命思想教育和艺术理论引导,无疑为父亲后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北大学毕业后,为支援边疆的文化建设,我的父母于1953年来到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话剧团的建团元老。

30多年的舞台生涯,父亲凭着刻苦的学习态度,雄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一米七八的个头儿,质朴与文雅兼具的气质,出色地塑造了许多舞台形象。有各个级别的革命军人形象,如《雷锋》里朴朴实实的雷锋班班长、《霓红灯下的哨兵》里干脆利索而不乏豪气的“好八连”连长、《万水千山》里勇敢顽强的罗顺成营长、《八一风暴》里以贺龙为原型的杜师长、《高山下的花环》里运筹帷幄且坚持原则的雷军长等等,也有历史题材话剧《胆剑篇》里赤胆忠心、仗义执言的伍子胥,现实题材话剧《焦裕禄》中质朴善良又厚道的老贫农等艺术形象。可见,父亲不是类型演员,而是可塑性演员。他能把境界高尚的英雄形象塑造得各具风采,也能把灵魂卑微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如《雷雨》中自私狡诈、带着无赖和痞子气的鲁贵,《赤道战鼓》里刚愎自负、擅于权术的美国驻刚果(利)大使等等。

父亲之所以能创造这么多可圈可点、个性鲜明、反差很大的舞台形象,就在于他不断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每当谈到他的成长,父亲都非常感谢老导演周戈和王德全,这两位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引导我父亲系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表演艺术体系的“老师”,也是在艺术创作中与我父亲非常默契的朋友。

记得父亲跟我说,在排练《尤里乌斯·伏契克》时,由于他在饰演德国军官标姆时,没能用形体动作把握好三张照片的道具,周戈导演就停止排戏,让他去学习、去思考。那天,巨大的压力让父亲连饭都吃不下去。当他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作角色》一文里读到“心中的想象、意向,自然而然就激起动作的欲求……因为体验的创作过程是遵循人的精神和形体天性的规律,以真实感和自然美为基础的思想过程”时,就顿悟了——是啊,在生活里,你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在舞台上,规定情境怎么刺激你,你就会怎么想,随之就会怎么做,这就是表演,是“充其内、形于外”的表演。

就这样,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在学习中认真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心理体验能力,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体验派表演艺术体系”在内蒙古话剧界的代表人物。

那一年父亲70多岁。一天,我陪他去医院看病,这时一位先生走过来,握着我父亲的手调侃地说:“您还修桶吗?”父亲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原来,这是30多年前看过话剧《年轻的一代》的老观众。戏里边有一个情节,是我父亲饰演的军长林坚扎着围裙戴着花镜在家里叮叮当当修木桶,由于动作逼真、情态感人,又传递了主题思想——教育年轻一代要艰苦朴素,所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实话,小时候看父亲演戏,就是看热闹,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秉承“体验派”表演艺术体系的父亲,不仅演什么“像”什么,而且还能够演什么就“是”什么;既达到了形神兼备、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又将一招一式那些准确的舞台表演沉淀为一种有价值的“程式”。

据母亲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话剧团到宁夏、河南、河北等地巡回演出曹禺先生创作的话剧《雷雨》。宁夏话剧团的一位导演每一场都会来看,而且只看最后一幕,目的就是要学习“鲁贵”的表演。一连几场戏看下来,他感慨地说:一个演员精确的表演,出于对人物心路历程的精准把握。这是要有生活基础的,实在不易啊。母亲还告诉我,对父亲饰演的鲁贵还获得过中央戏剧学院原表演系主任、副院长阮若珊的高度评价,她认为,内蒙古话剧团塑造的“鲁贵”是超越了当时北京人艺塑造的“鲁贵”的。后来,父亲扮演的鲁贵这一角色还受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表演艺术家的赞扬。现在想来,这些往事都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从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到精益求精的艺术水平,对此,父亲当之无愧。所以,20多年前,时任内蒙古电视台电视剧部主任的雷芳阿姨曾对我说过一番话:“能把狡诈的佣人鲁贵和直率、火爆性子的罗营长演得那么好,还能把大义凛然的伍子胥演得那么好,像你父亲这样的可塑性演员在全国都难得啊!” 1957年,我父亲曾是著名蒙古族剧作家超克图纳仁著名剧作《金鹰》汉译本的导演,1984年,他们还一同出席了“文革”后自治区的第一次文代会。2007年,我在一个展览上遇见了超克叔叔,他在问候了我父亲的身体之后,对我说:你爸爸是用生活、用感情、用思想在塑造人物的好演员。

那么,为什么父亲塑造的舞台形象能够一个个掷地有声呢?2009年11月在他去世后,我整理了他的17本日记,其中的一个发现,让我感慨万端。

今天,一提起《草原晨曲》,人们都会想到“我们是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那首历久弥新的包头市市歌。其实,这首歌是因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的同名影片而得名。在父亲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名为《为创造人物所做的自传》。细细读来才知道,那是他为扮演《草原晨曲》里一个叫李凯的角色所做的“人物小传”。

强烈的好奇心,让我费尽周折找来了影片的光碟。可是,当我把片子看完后才发现,父亲饰演的李凯,是1951年到乌兰察布草原来开发白云鄂博的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的队长,虽然政治身份很特殊,却是一个配角,而且还是在19位“演员表”的名序中排在第15位的“小配角”。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的影片,他出场四次,台词总共才267个字。就是这样一个戏份不多的人物,父亲却为此写出了2300多字的人物小传。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认认真真的创作心理,充分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贯彻到艺术实践中来的一种精神,一种令当今浮躁的演艺界和急功近利的“艺人”们汗颜的精神。

1997年,是父亲80岁寿诞,内蒙古话剧团的两位老同事张启顺和郑玢夫妇送来了一副寿联:“告别戏剧小舞台台上戏品台下人品品学兼优,安居人生大舞台台上艺德台下美德德才兼备”,横批是“艺苑寿星”。虽然我对父亲的工作水平、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有所了解,但是对叔叔阿姨如此高的评价还是没有想到,直到后来我听说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早在1961年,父亲就以其出众的艺术水平被拔为内蒙古的“尖子演员”,他的大照片就挂在乌兰恰特剧院一进门的大厅里,工资也涨到每个月111.5元。那时,一个中学生每月生活费是4.5元啊。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每当邻居或老师们说起这件事,我都为自己的爸爸感到骄傲。可是“文革”中,这个荣誉却给他带来了厄运,他成了“三名三高人物”,“名演员”和“高工资”使他成了被打倒的双料黑帮。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拿走了他所有的日记,翻阅之后,他们竟然把“手抄反动小说”的罪名加在了我父亲头上。岂不知,日记上那篇几千字的所谓“反动小说”是爸爸为了塑造鲁贵这个与自己生活经历落差很大的形象,为角色撰写的人物传记。因为他坚信:“舞台上几分钟的表演,应当是这个角色几十年生活的必然表现。不做人物传记,表演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是,尽管他被“打倒”之后备受折磨、备受侮辱,他是宁肯自杀也决不会乱说话、乱“咬”别人的。“文革”前,父亲曾担任内蒙古话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每当拍新戏时,艺委会都负责分配角色,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决定着一个剧目搬上舞台之后的命运,也一次又一次决定着演员们的命运。秉以公心、实事求是、艺术至上的原则,使父亲得罪了不少人,其中包括我的母亲。因为外形的局限,我母亲从20多岁就饰演老太太;即使在《雷雨》里饰演侍萍,也只是个B角。在我印象中,父亲不仅是非分明而且还是个有棱有角、坚持原则的人,为了党的工作,他是决不会为了私人感情而降格以求的。就这样,一些记恨他的人趁着搞运动借机报复,1967年就把他“揪”了出来,一边让他交代与文艺界哪些“走资派”有勾搭,一边拷问他为什么能把鲁贵演得栩栩如生;毒打,曾让他好几次晕死过去;而1968年,他在大卡车上被反扭着双臂挂着大牌子游街的情景,至今都让我难忘。

一贯自尊的知识分子,哪能忍受这样的屈辱!终于有一天,父亲忍不下去了,他来到单位东侧人迹罕至的小树林,当他把自缢的绳子挂在树上时,曾拜我父亲为师的白禄叔叔及时发现并阻止了他。20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得感谢叔叔,要不是我,你早就没爸了。”可见,“艺德”“美德”“人品”“艺品”的评价对于我的父亲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几十年共事的同志们对他由衷而发的高度赞誉。

1979年,由内蒙古话剧团为内蒙古艺术学校(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代培话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时,父亲已62岁,他既担任副班主任,又是教表演课的老师。今天,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如北京、广西、湖北、浙江、山东,还有的在英国和日本。而内蒙古话剧院的顶梁柱,如国家一级演员靳若刚、袁利坚、张成武、张伟等等,也都是我父亲的学生。

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饰演炊事班长,后又荣获“曹禺杯”全国小品大赛专业组表演二等奖的袁利坚,是我父亲从丰镇招来的。他告诉我:“老爷子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艺先做人。当时他问我们为什么当演员,有的说为了成名成家,有的说为了教育人。他都不满意。他告诉我们:当演员就是为挨骂,演不上戏,同行骂;演上戏,导演骂;到了剧场,观众骂。如果不努力,就得挨骂。那一年我19岁,为了不挨骂,我认真练基本功,认真演戏,一直到今天55岁了,我还是这样。同时,他还因材施教,给每个学生都订计划,哪个学生有什么弱项,用什么手段;哪个孩子有什么优长,用什么措施。他是把表演技能完完全全教给我们了,没有丝毫的保留。”

因在获得“金鹰奖”的电视剧《走进石锁沟》饰演“疯婆子”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后又荣获话剧“金狮奖”表演二等奖的靳若刚回忆说:“我们刚入学时,李老对我们的台词要求特别严。分析人物的时候,让我们写人物小传,甚至要把潜台词和内心独白都写出来。我觉得我在专业上是受益最深的一个。刚入学时,我不是最优秀的,自身条件也不是最好,但是他教给我怎样去演戏,还教给我怎样去做人,这就让我们受益终身。”

集歌舞、快板、表演特长为一身的张成武则感慨地对我说:“老爷子是个很坚强的人,也是个极认真的一个人。他成天和我们说,你们读剧本、分析人物一定要认真,做人做事都怕两个字:认真。对我而言,他是一个严师慈父,生活中特别关爱你,工作中对你又特别严厉。我刚到包头时,没吃过莜面,也没吃过钢丝面,水土不服的症状出现了,掉头发,起癣,嘴裂。李老师得知后,经常把我叫到你们家里去改善生活,虽说只是几顿饭,但对一个离家千里的孩子,是很难忘的。因为一边吃饭,李老还给一边给我讲学习。那样可敬可爱,真像父亲一样。”

我知道,父亲之所以把太多的心血投入到话剧班,是为给国家培养人才,也是为了一份感情,就是把话剧艺术视为生命的神圣情感。所以每当学生们出现问题,父亲总是那么伤心。

靳若钢告诉我,有一次年度考试,一个刚改行的学生由于过度紧张闹出了不小的笑话,在场所有的同学都笑个不停,演出无法进行下去。当时,父亲非常伤心,眼框就湿了:“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艺术?!”过了十几分钟他都缓不过来,因为学生们知道我父亲有心脏病,都非常不安。后来,他们做了深刻反思:“老师这样动心动情,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吗?”考试就那样结束了,但是当他们再一次演这出戏的时候,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靳若刚接着告诉我:“从那以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敬仰他、尊重他,不断按他的要求完成作业,沿着他的教学方法一路走了下来。”

父亲健在时,已经毕业近30年的学生们只要回包头都会去探望他。一见面他还是会问:“你们忙什么呢?做什么呢?”殷殷的关切,让那些五十岁的人总能感受到被呵护的温暖。

在我印象中,无论对待学习还是工作,父亲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到底儿是为什么?”这种探究的精神,影响了他的学生们,也影响了我。1981年,我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开始教艺术概论课,2004年,开始带艺术批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8年开始教文化资源学概论课,一路走来,从教材建设到艺术评论实践,我之所一贯追求逻辑性、透彻性、深刻性,就是牢记了父亲的另一句话:“凡事,连着问三个为什么,你就抓住本质了。”

2001年秋天,我应中央电视台2套《精品赏析》栏目邀请,点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导演康洪雷对我说:“李玉泽老师太牛了。他给我们导戏时,左手插在兜里,右手端着缸子,一直闭着眼睛在听。听着听着,就会喊——停!这时,我们的表演一定是有问题了。那个准啊!佩服,佩服!”我想,父亲之所以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表演和导演人才,都得益于他自身过硬的表演功力,正确的表演理念,以及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勤俭的人,也是一个孝敬的人。他的工资很高,衣着却很俭朴,但是只要为奶奶看病,他就会不惜一切。1966年之前,我家里没有收音机,只有一辆自行车,但是却有常年到家里来专门为奶奶治病的两位姓李的大夫。所以,裹着小脚走路不便、时常会犯高血压病的祖母,一直活到了80多岁。

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我也没有伏在爸爸身边撒娇的幸运,尽管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因为剧团的工作使他们常年在外地演,越是过年过节,他们越是不能回家。但对子女的教育,还是给我留下了许多记忆。

5岁那一年,我正在关帝庙街小学门口玩耍,就见一辆三轮车来到眼前,从车上下来的是我父亲和乔路叔叔,他们是在长春拍摄完故事片《草原晨曲》之后回来了。那次,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可以发射旋转盘的小手枪,红色、绿色、黄色相间的彩条构成的枪身太漂亮了。从此,我总是盼着爸爸给我买玩具,可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来,有一部讲述勤劳为美、懒惰为丑的童话影片《马兰花》在呼和浩特上映,话剧团有观摩任务,父母都看过了,我却没看。一天,爸爸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记得他把五个指头撮在一起,特像个花蕾,他念着:“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发懒的老猫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念完了,手指却不打开,我很失望。他告诉我,人,要勤劳,不勤劳,花儿都不会为你开放。随着,他又念叨起来:“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小兰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话音一落,他的手指慢慢张开,“花”开了,显然这是对勤劳者的奖赏。那一年,我6岁,这个情景便刻在了我心灵深处。之后,无论是在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挖大渠时每天要挖5立方土,还是当老师之后有时每周要讲40多节课,虽累,我的心却很踏实,很有成就感。因为勤劳,是我奉行的做人准则,这个准则的心理基础则是父亲为我奠定的。

13岁那年,我试着给他织了一双毛袜子,因为是头一次织毛活儿,不会拐脚后跟,就织成了两个直筒子,而且一只宽一直窄。爸爸看了微微一笑,没有指责我,还套在脚上试了试。还是那年,我用发酵的玉米面蒸窝头,忘了搁碱,蒸出来的是一锅硬硬的酸酸的黄疙瘩,简直没法吃。就在妈妈批评我的时候,爸爸却带头吃起来……相比较那一锅窝头,显然,爸爸更看重我的劳动、我的成长,对成长中的过错,他是充分宽容的。

除了勤俭、孝敬之外,家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崇尚“知识无盲点”。小时候,有时半夜醒来,我发现父母还伏在台灯下查阅工具书,什么《新华字典》《新华词典》《辞源》《辞海》《康熙字典》等等。因为,每当接受一个新剧本或新角色,父母都会对剧中那些不能完全理解的名词或知识点进行研究,这样,为了一个名词的不同解释而“打赌”,就成了我们家经常性的非常快乐的“游戏”。

当然,生于1917年的父亲,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我总觉得他在家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些封建色彩。因为,妈妈一直特别维护他的威信——对爸爸的话,理解的要听,不理解的忍着性子也要听。“文革”爆发后,我离开呼和浩特到包头和父母一同生活。一天,我打开收音机,不知怎么竟调到正在播放歌曲的“美国之音”,父亲立刻走过来,声色严厉的让我换频道,我很不理解也很不情愿,但他却不做任何解释,我只能服从。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文革”时期收听美国的广播电台,是足以被造反派打得家破人亡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爸爸有些不讲道理。这对于我后来与自己的孩子建构平等的亲子关系,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1990年,年逾古稀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他曾认真地对我说:“我跟着党搞了一辈子文艺工作,能得到党的接纳,对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是莫大的幸福。”今天,父亲永远离开我了,在无尽的怀念中,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是坚定的政治信念,崇高的艺术追求,勤奋的工作态度,简朴的生活作风,敬老的家庭修为,这是砥砺我不断进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11月29日  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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